人民大学的老师、同学：

你们好！我是张子涵，中国人民大学2017级本科生。在军训期间，我于20日晚被团部以“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经团部通报批评后，拒不悔改”为由，面向全团通报批评。

我原以为，团部对我的批评是针对我个人，因此，虽然我绞尽脑汁都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样的举动让团部老师大动肝火，但是我仍然愿意相信，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军训团能给予每位人大学子公平公正的对待，即便犯错也愿意及时纠正，因为这是一所大学起码的尊严。

但是随后当团部明知我没带手机也要求我回校删除关于JS相关的朋友圈，当我母亲被校方要求前来并与我就是否应该支持JS工人的斗争产生冲突，当深圳线下声援团的所有工人、学生于24日凌晨被暴力清场，我开始意识到，校方真正的企图绝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而是要通过整人的方式向所有关注和支持JS工人斗争的同学们以震慑！

我可以忍受学校对我莫须有批评，我可以忍受一次又一次对我的约谈，我甚至可以忍受学校通过绑架我母亲向我施压，但是，当学校的所作所为是希望“杀鸡儆猴”以敲打他们眼里的顽固分子，打击校园进步社团、进步学生，对抗支持工人的正义力量时，我还能继续忍受下去吗？

不能，决不能！我一定要站起来揭穿他们的阴谋。

今年人大的军训是从18日开始的，在开始之前为了充分利用我手机上的扩散渠道，我将自己的微信号转交给朋友，希望代为运转，即便因为军训原因我没法前去线下声援，但也希望在线上与所有正义人士共同努力。

但是，我安稳的军训生活在19日晚点名时被破坏了。

首先是辅导员当着全连说有同学在中午和下午发了两条关于南方某事的朋友圈，要求其把手机交出来，否则将全团通报批评、甚至开除出军训团。这使我产生第一次困惑：带手机的人不少，发票圈的很多，为什么独独针对这个发朋友圈的，并且说辞如此严厉？

我没有来得及细想，当晚10点，我被辅导员直接叫去团部。在里面，五位老师围坐在沙发上，神情严肃地看着我——虽然没有说明白我到底哪里犯错的理由，但对我的批判却已经开始，领导们在处理问题和处理发现问题的人的表现彷若两人。

政委王建开门见山，要求我即刻交出手机，交出手机后一切好商量，如果不交则可能被开除出军训团。在被我严正拒绝后，他们打算带人搜查我的行李。其中一位老师甚至说要用技术手段定位我的手机，或用微信后台查是哪个手机发的朋友圈。五个老师的喋喋不休，让我百口莫辩，同时老师们诸如搜查、技术定位的等话语更让我感到震惊——一切都没有证据，我就已经变成了他们眼里的犯罪嫌疑人，成了可以任他们摆布的粘板上的鱼肉！

我实在不敢相信这些老师，如今能用威胁、恐吓的手段来逼供我，一会儿要搜查一会儿要用技术手段，就差进行刑讯逼供了。而当时的我处在高度的恐惧和异常的疲惫之中，无奈之下地签下了老师让我写的承诺书。

当晚最后的结果是，第一、老师要求我删除关于JS的朋友圈，“以消除不良的影响”；第二、承诺书的内容是，当晚谈话任何一点对不上就证明我撒谎，证明我带了手机，“在此情况下，愿意接受军训团一切处罚”。

第二天，脱离了那个压抑的环境后，我的脑子重新得以思考，我这才意识到，老师们说的话到底有多么荒谬。

首先是要求我删除朋友圈以消除不良影响，可是关于JS工友斗争的情况又有什么不良影响？担心消息传播的不是坪山的黑恶势力吗？再者，我的私人社交平台什么时候需要被老师监管，关他们什么事？至于技术手段侦查，要么是一派胡言的威胁，要么就是校方违法乱纪的铁证，什么时候公民的私人财产可以被如此恶劣地侵犯？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

因此当天我就拒绝了回校删除朋友圈的无理要求，不曾想这为我20日晚上得到通报批评埋下了伏笔。

当天晚点名前，辅导员让我即刻去团部找政委。联想到昨晚的遭遇，我要求在离同学不远处聊。辅导员说要去请示领导，之后便来了另一位老师，也是昨晚和我谈话中的一位。
他冷冰冰地跟我说，在同学旁边聊对我影响不好，如果我不怕这个影响，可以在同学旁边聊。影响不好？难道我听不出来其背后的威胁之意吗？我当即表示没关系，因为我认为在昨晚五位老师一起和我谈话让我感到精神受压迫，当众聊更让我好接受一些。这位老师极其不耐烦且粗暴地让我不要解释，在原地站着等候。

于是，我原地等候的过程中等来了我的全团通报批评。

军训《学员手册》里规定，“学生对处分的违纪事实、处分依据表示异议，可在接到通知当日内向学生军训团、武装部提交陈述申辩书，学生军训团、武装部将进行复查并组织听证，形成军训团处分最终意见”。当我问辅导员违纪事实和处分依据时，却被告知我不能查看。这分明就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情的高潮还在继续。更让我意外的是，21日中午我母亲不辞辛苦从家里赶到了军训基地。我对此感到极度震惊，校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要求我母亲过来，而后辅导员竟然冷冰冰地告知我，军训期间如有父母探望是要进行违纪处理的！

我尚未来得及就此向校方表达抗议，就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与我的母亲进行了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从我的母亲口中说出许多令我吃惊乃至于愤怒的话，我这才知道此前老师和她有很多交流，而学校这两天对我的打压决非是仓促而为，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谈话内容远远超出“带手机”一事。深圳ＪＳ工人维权事件、我在校参加的进步社团与母亲的质问、失望、焦虑揉在一起压得我喘不过气。之前毫不知情的母亲，上来就将深圳事件定性为“境外势力支持”、“反党反社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恶性事件，而且用极为难听的言辞诋毁人民大学前往现场声援的同学“人品低劣”，“不听父母，不尊重老师”，“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由于人民大学当中前往声援ＪＳ工人的同学们不少参加过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因而要求我退出新光社团。母亲几乎是重申了老师对我说过的观点，最终落脚到好好学习，走回原有的道路上，似乎我正处在脱轨的情况当中。

如果没有校方背着我对我母亲讲了这些，我的母亲怎么会完全不听我解释，上来就恶意中伤工人的正义维权行动，一定是老师对声援的同学极尽污蔑诋毁，一定是老师想利用我的母亲给我施加压力，一定是老师想借打击我来打击其余的社团里的其他进步学生。

这下我彻底明白了，至始至终为什么老师一定要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手段对付我这样一个没权没势的学生，因为当全国的进步青年前仆后继地赶往坪山的时候，某些黑恶势力怕了，于是我们本来最可敬最为正义感的老师，立刻放下了师道之尊严，与黑恶势力站在一起对我们其他人进行反攻倒算的把戏——所谓的“玩手机”不过是他们借助的一个由头，是一个根本站不住脚的幌子！

我所参加的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是一个实实在在为人大校内工友服务的社团。给工友普法，开展义诊活动，组织工友打太极、跳广场舞，这样一个社团不过是因为多了那么几位勇敢无畏的进步青年，就被校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我所认识的声援团同学，是我见过的最可爱、最勇敢、最正直也最无私的青年。他们面对黑恶势力的骚扰，面对校方的诽谤，面对家庭的压力，他们彼此团结起来，坚持为正义而战，即使被暴力清场，他们仍旧坚定地手挽手高唱《华沙曲》。

我所关注的ＪＳ工人维权事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勇敢地站出来为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而奋斗的斗争，他们始终没有在敌人的威压下倒下，却被本以为是公平正义的学校里受到了肆意的抹黑和辱骂。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道啊！

１９３７年毛主席为陕北公学题词写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但如今人民大学的相关领导、老师有多少人没有忘记自己身上应该肩负的使命呢？当他们使用各种粗暴的手段来压迫我，使我承认自己的罪名，远离ＪＳ工人斗争的关注时，他们脸上所展现出的粗鄙，如今回想起来多么可怕！

如果说之前的我在面对校方时，是犹豫的，是担心的，是畏惧的，但此时此刻，我必须站出来！

站出来是为了其他富有正义感的同学，那些曾经伤害着我的暴行，我怎能允许他们再用同样的方式对付其他善良的人们；

站出来是为了听从内心里良知的呼唤，如果这些反动的黑恶势力仍然如恶犬一样在全国各地叫嚣，那我们一定要拿出痛打落水狗的气势与其斗争到底；

站出来是为了所有正在为正义而奋战的工人、学生们，他们冲锋在前为我们殊死奋战，甚至遭到暴力清场的对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当一个冷漠的看客、利己的精英！

我想起曼德拉说的那段经典的话——

“如果天总也不亮，那就摸黑过生活;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觉无力发光，那就别去照亮别人。但是——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们。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在此，我正式向中国人民大学军训团提出以下三点诉求：

1、撤销对我的通报批评，相关责任人向我道歉并在全团范围内为我恢复名誉；

2、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及其他同学关注JS工人维权事件的正当言论和行为，不得通过绑架家庭对我们施压，不得单方面向我们灌输相关信息，做所谓的思想工作；

3、在校期间，不得以“穿小鞋”等任何形式对我进行打击报复；

此外，本人郑重声明不放弃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

我明白这封公开信或将给我带来更大的麻烦，或将持续影响我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但是正义的弓箭已经搭在弦上，岂容我因害怕黑暗而迟迟不发呢？面对暴风将至，我已做好准备，无论接下来我会遇到何种手段，我都始终坚信：

声援佳士建会工友的斗争没有错！

参加校园进步社团的行为没有错！

行动起来，做一名有担当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青年没有错！

张子涵

2018年8月29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