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深★圳佳★士工★人维★权的两大意义

201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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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上市公司深圳佳士科技的员工要求自主筹建合法工会,却遭资方、上级工会和警察打压。30名工友与学生被拘捕,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学生和毛左人士亲赴深圳坪山现场声援被捕工友,这不仅加强了对当局的施压,也带动了对事件性质和未来走向等问题的争论。

在笔者看来,是次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并非个别激进工人和学生的非理性行为,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第一,它开启了工人阶级自觉组建工会的运动;第二,它代表工人和学生等社会中坚力量对中国未来该往何处去的全新探索。

一方面,佳士工友要求自主筹建工会,这是一项体现工人阶级觉悟的政治诉求。从5月中旬开始,工友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恶劣的劳动状况,寻求自主组建工会。厂方不但阻挠工会选举,还将提出诉求的工人开除,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

自主筹建工会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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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一员。这一进程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缔造了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2017年,中国共计有2.8亿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劳资矛盾不断加深的四十年。近年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GDP增速跌破7%。最近半年的中美贸易战硝烟正浓,制造业必将受到冲击带动工资与福利下降,直接影响工人生计,中国的劳资矛盾必将愈演愈烈。

据统计,从2010年开始,中国每年的罢工数量都会“翻一番”,珠三角就是其中一个多发区域。工人的抗争对象多为资方,诉求则主要集中在追讨欠薪、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工伤赔偿、搬厂安置和赔偿等方面。这些诉求直接关乎工人当下的切身经济利益,是工人在遇到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劳资纠纷而诉诸法律渠道又无效后,自发采取的反抗。

经受过多次经济斗争洗礼的中国工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组织,这些反抗要么无法取得胜利,要么无法守住抗争的果实。所以这一次佳士工友要求自主筹建工会,并非个别激进工人的非理性行为,而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国工人多年抗争后的必然结果。佳士工友的行动也说明,中国工人已经从单纯的经济主体,转变为具有阶级觉悟的政治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已经开启了中国工运的全新篇章。

左倾成为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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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次佳士维权事件发端于工友的自发斗争,但随后得到全国进步学生和左派人士在线上和线下的支持。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就业难、薪资低、工作时间长、生活成本高企、阶级固化严重等问题造成青年贫穷愈演愈烈。中国的年轻人因此迫切地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自己的困境?他们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所以,即使舆论管控越来越严格,也会有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主动关心社会不公与劳工权益问题。批判资本主义思潮,尤其是强调劳动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为当下中国年轻人提供了符合切身经验的解释。因此,左倾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成为一股与日俱增的潮流。

在这些左倾青年中,不乏遍布全国的在读大学生。当前正值暑假,有一群学生正在工业区进行法律教育的社会实践,恰巧遇上佳士工友的行动和目击警察的违法行径,将自己的见闻发布到网上。

更多的学生在互联网上持续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超过50个知名高校的学生,亲赴深圳坪山的事件现场声援被捕人士。他们在佳士工厂和当地公检法机关门口手举毛泽东肖像,高唱红歌,高喊释放被捕工友和声援人员的口号。而部分佳士被捕工友,在取保候审之后,主动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在看守所的遭遇、为何信仰毛泽东思想、为何要参与和声援此次自主筹建工会的行动。

此情此景,不难让人联想到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两场运动同样是在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下,同样出现学生和工人互相联结。在”红五月”中,法国学生也抬出毛泽东像,高呼毛泽东的语录。50年前的法国,和今天的中国,都出现相似的情景,足见这些进步学生并非是被某种意识形态绑架或煽动,而是从相似的现实条件出发,在相似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中吸收养分,再转化为行动,照亮未来。

佳士事件看起来事发突然,但它反映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学生和工人作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都在此次佳士事件中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年轻的学生和工人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历史中获得理论和实践资源,也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该往何处去”这一问题身体力行的探索。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或许没有亲身体会过社会主义的挫折,但他们确实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日益深重,工人和学生们的政治自觉将愈发高涨。

中国社会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灵感。无数像佳士建会工友的劳动者,和像左翼学生这样的行动者,正在给出他们的答案。

一方面,他们在左翼的理论和历史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也期待他们在吸取社会主义挫败的历史教训下走得更远,更有希望。